文 / 张荣芳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诸多存在于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高尚品质，是构成中华文化精神血脉的核心。有三大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支撑：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二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创新精神；三是厚德载物的和谐包容精神。下面我们分析郑师许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弘扬优秀传统的表现。

（一）名字、书斋、日记体现其文化自信

郑师许原名郑沛霖，在“南高”读书时，他还自称郑沛霖；在上海工作时期，目前所见他发表的论文，都署名郑师许。“许”即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著有《说文解字》一书，“师许”就是向许慎学习，以研究《说文解字》为志愿。郑师许以许慎为师，以研究《说文》为志向，说明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郑师许在一生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努力践行这一志向。在《郑师许文集》中，收入他研究《说文》的著作十多篇，如《说文解字集注》《读书难识字亦不易》《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正编及补遗》《近三十年来中国治文字学者的派别及其方法》《六书总论》《象形通论》《指事通论》《说文中译音字之研究》等。他在《读书难识字亦不易》一文中说：“作者近年来在各校讲授《说文解字》将近五年，吃了这种苦头不少，初时讲授《说文》，有所不足，便求之金石，继此金石不足，再求之甲骨，近且西夏文字猓猡文字的书藉，也搜罗不少。”在《高田忠周与学古发凡》一文中，他总结研究《说文解字》史，指出研究《说文》的方法，并说：“作者不敏，两年以前，尝欲就甲骨吉金以至《说文》为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稿虽盈寸，以人事忽忽未就，今读高田氏书，益欲发愤了。”他在《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正编及补遗》一文中说：“余在十余年前，即已欲为《说文解字》作一集注………今拙著（《说文解字集注》）虽仅成初稿，尚未厘定，而获此书之益，自知已非浅鲜。披览既繁，甘苦备尝，知之较悉。”并指出丁书的优点：一是辑录时间之久也，二是搜求旧籍之勤也，三是选用之能谨严也，四是善本之不吝牺牲也。他在《说文中译音字之研究》一文中说：“《说文》中有译音字，此意在吾少读《说文》时已有所疑。惟向不敢以告人。今者为暨南诸同学讲《说文解字》研究之法，触动旧思，因奋笔书之，所以取正于有道君子，非敢云是也。”凡此种种，皆说明郑师许研究《说文》之用功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说文解字集注》

《读书难识字亦不易》

郑师许在上海时将其书斋命名为“四部书斋”，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大都于文末署“写成于四部书斋”。这也是他对文化自信的明证。

“四部”，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即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民国年间编印的几部丛书，都以“四部”命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广编》等。由此可见，四部书目分类，是古代中国自己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郑师许以“四部书斋”命其书斋，说明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对传统的继承。四部书斋藏有多少书？田一贯曾参观过四部书斋，在《赠郑师许并序》中说：“昨过四部书斋，获睹邺架收藏之富，眼福匪浅。左图右史，四壁琳琅。主人坐拥百城，大有南面王不易之乐”，并赋诗道：“望重经师高密郑，中东图籍富收储。石铜考定千年物，甲乙签分四部书。眼福自矜真不浅，心仪已久信非虚。等身著作尤精博，朴学宁夸简竹君。”由此可见郑氏藏书之多、种类之全。

郑师许十分钟爱自己的藏书。据其后人回忆：“1936年夏，父亲应广东勷勤大学教育学院之聘，离开上海返广州，行前曾设想过一二年后，还要回上海任教，所以大部分书籍留在上海，而且全部集中放在亭子间中，内安装铁门，外面用砖全部砌上，外人只看到这是一面墙，很难察觉是个密室。不料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十分紧张，父亲有意自己去把自己的藏书搬离上海，无奈永用当时正割盲肠住在柔济医院，父亲不能马上就走。于是写信拜托好友张豫泉先生设法送到苏州张家。但是当时的上海兵荒马乱，已经没有办法了。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该屋地处宝山路是华界，战火很快波及。但上海沦陷后，经过几年始终没被人发现。到了40年代初美军飞机轰炸日本占领下的上海，邻居中弹，密室外露。有友人写信来说四马路有一旧书店专门卖郑先生‘四部书斋’藏书（书上有‘四部书斋’的印章）。当时我们家住坪石，闻之只有叹息。”郑师许在《广学会与戊戌前后之西洋文化运动》一文中说：“著者此时以三度为国难毁家，沪上四部书斋所积存三十年的史料刊物杂志报章，悉为敌伪盗卖，散落于外。”这是四部书斋藏书的命运，对于一位喜爱书籍的学人来说，是多么痛心。

《广学会与戊戌前后之西洋文化运动》

郑师许写有日记，但没有遗留下来。他在《日本汉学家眼中所见我国平民文学发达的障碍》一文中说：“在三年前著者在沪上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在日人宫原民平著的《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第一章看到一节论及我国平民文学发达的障碍，说得颇为中肯，当时即为译出，写在我的尊汉阁日记中。”“尊汉阁”，“尊”，尊重、尊奉，是一敬词；“汉”，代表了中华民族，也代表了中国及中华文化；“阁”，中国传统楼房的一种。郑师许称其日记为“尊汉阁日记”，说明他尊重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这与他的四部书斋是相适应的。

“师许”“四部书斋”“尊汉阁日记”三者构成了他坚持文化自信的直接证据。

（二）从他的著述中看其文化自信

《郑师许文集》分七大部分：历史文献、语言文字、考古文博、史地交通、艺文民俗、桑梓杂识、砚边絮语。他的每篇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其文化自信。

郑师许的文化自信，受到他的老师柳诒徵的影响。在“南高”读书时，柳先生开设“中国文化史”，并编撰《中国文化史》一书。而通观郑师许的著作，大都本柳师而有所发展。

例如，他在广州勷勤大学开设“中国文化史”，并编有讲义一本，现在仅存目录于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从这部讲义的目录看，他借鉴和吸收其师《中国文化史》之处甚多，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采用石器、铜器、铁器三期论；其二，尤其突出古代中国与印度文明的交往与融合；其三，不仅重视思想文化的勃兴与发展，而且关注物质文明。郑师许在《中国文化之特点》一文中说：“这些文化上的特点，可说是亘万古横大地而不磨灭的了。”他总结为“政治方面尊统一，军事方面重守御，经济方面均贫富，伦理方面崇为他，宗教方面主兼容，物质方面善利用，艺术方面尚质朴”。他引用徐养秋《历史教学法》说道：“我们为什么要教历史？就教历史的目的而论，有二：1.要使学生重度本国古人的生活，因而引起己群的觉心，所以要教本国史。2.要使学生重度外国古人的生活，因而引起大群觉心。有己群觉心而后知爱国；有大群觉心而后能与世界民族表同情。”他在《我国文化发生的年代》一文中说：“所以关于我国文化的起源，现时大概可以决定为，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在秦岭以北的黄土地带即洛水渭水汾水等流域的土著所独自创造。这是较合于科学的说法。”他在《我国史前文化》一文中说：“总之：就现时考古的业绩而言，已由北京猿人之发现，证明我中国人确为土著的民族；由旧石器时代之考查，已足推知我国史前文化的源泉及最初活动的地域；又由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初期铜器之分布，北自蒙古黑龙江，南达广东香港，更可测知中国文化在最早的时期中，已有其整个性及统一性，而确然无疑。”他在《民族主义的历史教学上之三大问题》中说：史地教学“‘使各级学生和国民对于我们国家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将来，都有坚决的自信’，可谓最得其要了”。

1934—1935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应不应该读经”的大讨论，以《教育杂志》为平台，参与讨论者众多。郑师许认为：“经是应该读的。不特在我国应该有人去读，就是在世界也应该有人去读。”而之所以要读，则是因为“我国的经书，原是我国文化的源泉：不特是我国文化的源泉，而且在很久的时候，早已成为东方文化的源泉”。关于读经的必要方法，他说：“我国的经书是不容易读的。……前辈读经的第一步，是必需懂得文字学的。可是在现在范围更大了。举凡近世新产生的科学，如考古学、金石学、古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等，都是研究我国经书的最重要的工具。”他认为，“读经”有利于促进各项学术研究的发展，“我们为要在史料中找寻古史或古代社会的真相，便都有努力去读的价值”。因此，他主张“我们要救国，我们当从一切的学术上救起。经学也是一种学术……所以极需要有一部分的学者负起这个重责，勿使薪尽烬灭”。根据当时教育现状，他还提出“读经”方案：“在已办国学研究所的大学里特地开设一个经学深造班，或经学专攻班，聘请国内的经学大师或国外的汉学专家共同主持……养成将来的标准的经学大师……这样我国经学的地位才得提高。”这是郑师许对于中国文化自信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声音，也是一种高瞻远瞩、具有预见性的见解。

对于墨子和老子的国籍问题，郑师许的意见更是他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见证。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股强大的“疑古”思潮。受“疑古”思潮影响，1928年4月，胡怀琛在《东方杂志》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首次以学术口吻质疑墨子是印度人而非中国人，在当时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郑师许，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驳议》一文，对胡怀琛的观点逐一驳斥，引用大量中国古籍史料，有理有据，并说：“窃以为胡君武断太过，不惜灭裂史实，厚诬古人，非学者忠实学问之道，故不可以不辨。”郑师许还写过一篇《老子的国籍问题——我国文化思想的来源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讨论墨子、老子国籍问题是和中国文化的源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文化思想，究竟是自创的，抑是外来的？大量的史料证明，墨子、老子的思想文化，是中国原有的文化，有其独创性和原创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让我们明白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郑师许发表的《墨翟为印度人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略我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郑师许在上海除了日常教书和参加学术活动，还大力支持政府的抗日活动。他被聘为副队长，协助政府进行征募工作。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总提高运动》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埋头苦干，从政治、经济、道德等各方面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与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

日本侵略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文，要求教育部门和相关单位加强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学术界的爱国人士积极响应。1932年10月，由傅斯年执笔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出版，该书的目的在于以历史事实证明东三省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41年，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出版。此书与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同为我国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35年3月，柳诒徵在中央广播电台作演讲《讲国学宜先讲史学》，强调民族文化对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意义。

禹贡学会也从研究地理沿革向民族演进史、边疆历史转变。1936年10月16日,《禹贡半月刊》出版“东北研究专号”，刊登冯家昇的《原始时代的东北》一文。有研究者指出，自此文起，中国学者开始“以坚强有力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主持创办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1941年10月，吴希庸在《东北集刊》第2期发表《近代东北移民史略》，该文梳理了清初以后关内汉族人大量移入东北的历史，分析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并考证计算了相关数字。

郑师许是一位讲求经世致用的历史学家，与上述学界同仁一样，以学术为武器，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兴起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热潮，究其原因，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推动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学人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各国历史、地理研究，企图从中求得“御夷之策”。郑师许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对中西交通史进行研究，这也是他爱国情怀的表现。1930年，郑师许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又于1936年在广州勷勤大学开设同类性质课程，并编有讲义《中国域外交通史大纲》。

另外，郑师许对我国不同时期的中西交通史的一些重要议题，皆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专题研究论文。我这里只介绍他在明清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中，重视中西之间物质文明的交往。他在《明清两代军器变革及其影响》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明清各个不同政治时期西洋军器引入对中国军器变革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对当时军事、政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他之所以研究西方火器输入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看到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导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希望通过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军器改良的历史，从而提醒政府注意改善中国军器落后的局面，继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在本文的结论中说：“依我个人的见解，以为近六百年来军事势力的消长，政治的成功或失败，莫不与使用的军器优劣有关。今者我国抗战建国正在进行中，欲求澈底驱除日寇，达到抗战完全胜利，非得盟邦有大量的优良飞机大炮坦克车及一切机械化兵器之援助不可。所谓以牙还牙，以力还力，敌人所有的一切，我有更优良更新式的所有的一切以加诸敌人，胜利自有十分把握。”一颗爱国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1943年5月16日，郑师许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学术研究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最近史学之新趋势》。他指出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一是舍古以重今，二是借古以镜今，三是交通史的研究改至边疆史的研究。其结论为经世致用。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开设过关于中国边疆史的课程，编有《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史纲要》《东北史稿》等讲义。《东北史稿》手稿现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著作年份不详。他还写过《史前之东北与中原的关系》一文，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说明“故就今日所得的史前文化而论，殊无法可以诬我国东北一部非吾先民手足之烈所开发也”，驳斥日本诬称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他还在文末附注：“作者不承认“ 满洲”二字为地理区域的名词，在拙著《中国边疆史讲义》中，已有专章辩论。兹因引用外国书籍，不好一一为之改译，故仍之耳。惟识者谅之！”

郑师许在中山大学开设过“国别史”课程，写过有关南洋史的论文若干篇，其中一篇就是《世界大战后之越南》。他在“楔子”中提到竺可桢师的《世界大战后的越南》一文，在附注中又说“见柳翼谋师所著《南亚各国史讲义》”，可见郑师许研究南洋史，是在其师竺可桢、柳翼谋的影响下进行的。除了上文，他还发表过《朝鲜的过去和未来》，说：“日本考古学权威滨田耕作在《东亚文明之黎明》一书中尝称中国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母亲；朝鲜文化与日本文化同为我国文化东渡后所产生，而且先到朝鲜，再由朝鲜渡海传到日本。”他在《明太祖对于海上的设施》一文中，列出明太祖时受封的海外诸国，并说：“以上十二国，据《明史》所载，其诏谕受封，皆在洪武年间，为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以前时事。”他在《战后太平洋问题》一文中说：“今天所最急迫的问题在那里呢？我以为是在澈底解决日本的问题。”怎样彻底解决日本问题呢？他在文中列了几条措施：一是要防止日本的侵略，应首先除去他侵略的跳板；二是朝鲜应当独立；三是安南应当独立；四是琉球应当独立或归我保护；五是台湾澎湖应还我国；六是香港九龙应还我国；等等。最后他在结论中提出几条战后彻底解决日本问题的意见：其一，应勒令日本人退回其原有的三岛上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其二，日本一切海军舰队及商船渔船应全数交出，作为赔偿盟邦在太平洋上所受损失之用；其三，日本皇室应彻底摧毁，日本戎首应立即惩办。此文是作者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之讲演词，足见作者的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他还发表过《中华文化流被史略——为中华文化学会成立大会而作》一文，说：“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的母亲这一句话，在我们抗战以前，国内的汉学家考古学家所常称道的，今者我们翻开我国的史籍和各地的考古学报告，熟察我国文化数千年流被国外的情形，深深觉得这句话是千真万确。”“至于我国政治思想的崇高，社会道德的优美，与夫对宗教信仰的兼包并容，素为外国汉学家们所称读，今者宜如何广为传播，由东亚而推广至于全亚，或更进一步，善为整理，写成各国文字，从事传布；或更善用盟邦往来交际的机会，使外国人遍地流被世界各地，我国既为四强之一，则以其本国的文化贡献于世界林林总总的大舞台之中，似属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事情，是在肩负中华文化的从事工作者。”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淳朴之语。

郑师许特别关注历史教学中的民族主义教育问题，他发表《民族主义的历史教学上之三大问题》一文，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大家一定明白我们今后教育的重心在于提高国家民族的意识，和国民自觉的责任心，换言之，就是要以爱国为中心。我们要教一般学生有爱国的精神，要激发他们爱国的思想，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与地理。历史是纪载我们先祖功烈和国家民族文化发达之所由来；地理是说明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我们民族生活栖息之所在。”他认为历史教学中急待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为史学理论之急应统一，二为历史课本应采集体写作之法，三为历史标本之复制与流布。他谆谆说：“在今日我国民族主义教育的历史教学当中，苟于以上三大问题，不得早日解决，其结果必至影响于我国抗战建国前途甚大。”抗战胜利后，他又针对当时国际上觊觎我国南方诸群岛的问题，写过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论文，从历代我国边疆建制及当地出土文物证明历来受我国管理。他著有《我国在东沙西沙等群岛的主权上之历史证据》（1946年），以后又受命担任《西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总编纂。

由以上可见，郑师许在抗战时期，投入全国以学术为武器的热潮，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又继续关注南海诸岛问题。说明郑师许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是经世致用的学者。

编辑：陈雪恩

初审：詹宝莹

复审：黄坤键

终审：曾燕芬